赢政大哥的福，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。

　　有了这个，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。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、外族入侵，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，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。

　　这是托了“极其飘渺，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。”福，可恨的是，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。

　　根深蒂固的家园、祖先、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，产生出了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的行为指南，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，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。

　　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、臭不可闻的规矩；在朝廷里变成了“利不百，不变法”、“祖宗成法不可改”等圣经。

　　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，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，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，还统统地嗤之以鼻，在１００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……说了这么半天，只是要正视自身，发现问题。

　　好了，回到宋神宗时期，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，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，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。宋神宗想来想去，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。

　　他拿出了一本书，名字叫《唐六典》。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。以这个为蓝本，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。我们把超级罗嗦、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，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。

　　第一，以阶易官，减少等第。

　　官，指的是寄禄官。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，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。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。现在取消了，一率以相应的阶官代替。

　　新的阶官一共有２５阶，比旧的寄禄官少了１７阶。新官品仍然是９品制，每品分为正、从，共１８阶。比旧官品少了１２阶。

　　第二，三省六部，循名责实。

　　顾名思义，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，就去办什么事。权力回归，谁也不许越界。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。

　　比如三省，元丰年间改制之后，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、门下省主封驳、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。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，改称“都堂”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，以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”为首相，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”为次相。

　　左为首，右为次，看着很传统，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沿用唐制，中书省取旨，门下复奏，尚书施行的原则，实权在右相的手里。

　　其它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。东西两府分权，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，宋神宗是没动的。东府宰相，西府枢密，仍然分庭抗礼，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。

　　做完了这一点，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、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。熙宁改革之前，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，一个说要节流。

　　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辅开，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；司马光的节流，减少开支、消减官位也已经达到。

　　一出一入之间，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。同一时间内，政、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。这一点的重要性，半点都不比行政、财务两项的改革小。

　　宋朝原来的军制是“更戎法”，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，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，兵走将不动，造成“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”，永远别想拥兵自重。后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，军队素质直线下降。

　　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。为了对抗李元昊，西北长期驻扎重兵，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，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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