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，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，泥石流翻滚而下，灾害相当不小。

　　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。在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下，华山崩塌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，百姓受苦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！

　　有了宏观根据，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。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，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。

　　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，嗯，很风雅，也很有宗教信仰。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，“吾乃孔门弟子，誓不与和尚为伍！”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，难道文彦博不知道？并且多年以后，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，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，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。

　　闲话又多了些，回到正题。文彦博峨冠博带，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，心情大好，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。

　　他看见相国寺内，以及御街商行里，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。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，让文彦博非常不爽。

　　“瓜果之微，锥刀是竞，竭泽专利，所剩无几。”这样分毫必争，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？其结果，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，使自己国民离心。更要紧的是，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，让他们看见了，会耻笑我们的！

　　大家什么感觉？按文彦博说的改正，这些都倒过来，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，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。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，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，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！

　　当时各处战争吃紧，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。可是第二次时，神宗第一个害怕了。熙宁七年，宋朝北方大旱，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。查一下史书，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，不仅宋朝北部这样，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。

　　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，疆域太广大，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，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。尤其是，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“文明”，没有足够的“理论依据”把旱情上纲上线，弄个“清楚明白”

　　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，此皇帝胜不骄，却备加小心，时刻提防敌人报复；败，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，不用敌人施压，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。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，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，提心吊胆。

　　后来，他就死在了这上面。

　　面对旱情，他不用臣子们提醒，自己就整天的念叨，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。爱卿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像“保甲法、方田均税法、青苗法、均输法等等法”都应该废除呢？

　　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５年的新政改革，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。他们一律躬身静听，面色沉重，若有所思，绝不开口。大家都清楚，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。
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神宗问到了王安石。

　　面对宋神宗的恐慌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。他说，天旱、水灾这样的事，就算在上古圣君，如尧、舜、禹、汤时也在所难免，都只是些自然现象。我们尽力而为就是，根本不必担心。何况这５年来风调雨顺，连年丰收，按比例来说，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这都是小事（细故），上天有它的意愿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（益修人事）。

　　这种回答，以我们现代人来看，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。本来嘛，尧、舜、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，只要以人力抗争，不仅会战胜，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。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，他这番话就错了。错得非常彻底，可以说，这是５年改革以来，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。

　　神宗说，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，我们都做错了！

　　错了？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，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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