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吵了个没完没了。
看史料吧,两人你来我往,各说各话,谁也不让步。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——吵到高潮时,王安石突然平静,对皇帝微笑:“陛下,臣觉得非常不舒服,想请假回南方。”
辞职不干了。
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、亲切、动人、动情地挽留。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,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,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,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。
要注意的是,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。至于为什么,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,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,掐得不尽兴。而是另有隐情。
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,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。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,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。
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,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,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,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,都没受过这种污辱。
怪不了别人,王安石自找的,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。前面说过,他是新生势力,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,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,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。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,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。
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,办事己经没人手。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,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。比如说过的李定。
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,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。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,人神共愤。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?李定的生母姓仇,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,就是大名鼎鼎、神奇高深,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。再嫁李家,生了李定;三嫁郜氏,生蔡奴。
这样在仇氏死时,己经是三嫁之人。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,再嫁之妇,论尊贵有真宗的他妈刘娥;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。从来没人半点歧视。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。
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。
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。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,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,生时不问,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。《礼记》中有名文规定——孔子不丧出母。
以此看来,李定有什么错?
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,撞上了个冒牌的“小人”。其它的就不好说了,比如邓绾。
邓绾,字文约,成都双流人。此人相当有才,当年考中进士时,是礼部试第一名。也就是说,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。
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,他在宁州(今甘肃宁州)当通判。副市长的级别了,相当高,可是地处大西北,他相当地不安逸,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。于是想办法。
他向朝廷上书,极力赞美新法。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,一见大喜,立即向神宗推荐。神宗也很重视,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。
金殿见面,君臣相谈甚欢,神宗一高兴,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。
“邓卿,你知道王安石吗?”
“不,臣未曾相识。”邓绾回答很诚实。
神宗面露向往之色:“那是当今的古人啊!”注意,古人,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、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。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,佛教的释迦摩尼。
神宗又问,“卿识得吕惠卿吗?”
“也未曾相识。”
“那是当今的贤人啊。”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。
年青的小皇帝,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。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,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——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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