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策。
王韶需要军费,需要钱,那是军队种田卖粮,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。为此,他需要经商,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。那么,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。由国家拿出本钱,出专人负责,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。
有了钱,就有了一切,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——民间收财,变成军费,打赢战争,扩大国土,回笼资金。
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,不然,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,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,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,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,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。
可要保卫国家安全,赢得战争呢?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,和士大夫、大商人商量着办事,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?何况战争只要开打,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,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。
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?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!更何况,只要提到战争,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,那是凶器,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,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!
要仁义、要道德、要教化!
见他的鬼去吧,宋史写到这里,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、李谅祚之徒能教化、能感动……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,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,揭开,跳进去。
醒醒神。
王安石们的准备己经做好,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,我们也都讨论过了,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“熙河开边”。
可是别忙,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,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。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,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。
让我们从身份、官职的高低为序列,从苏轼开始。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,由于他不懈地努力,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,被贬出了京城。
说他的努力,可真是一浪接一浪,直到死在沙滩上。从职务上说,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,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。他可以哪里都去,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。什么?你不理他?你该死了,这样风雅绝伦,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,你不理,还是儒林中人吗?
就算你是宰相,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,蔑视苏轼,等于忘本!
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,就算己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,他都不放过。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,高歌凭吊。
公平地讲,这没什么。范仲淹抛开军事上、政治上的成就,光以文笔来说,也绝不在苏轼之下。这时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等名作还没有出现,其实就算写出来了,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《苏幕遮》。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,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,也没有错处。
其它的就两说了。
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,他跑去了,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,不去管教王安石。曾公亮好脾气,叹了口气,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——“上与安石为一人。”
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,我有什么办法?
这次对话之后,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。好青年,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,非常勇敢嘛!
但是请问,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,你以什么身份,奉了谁的命令,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?如果再深究一下,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。
真有胆子,有责任心,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?那时曾首相有权,才能按你说的办嘛!
曾公亮之后是范镇。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,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,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,到了王安石时期,他怒火升腾,和新法不共戴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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