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使）向太后上寿，一切都结束之后，赵祯才能戴上兖冕，到天安殿去接受百官的朝拜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刘娥据大宋皇位仅有一步之遥，即她是在会庆殿中行使的人君之礼，而不是天安殿这个最正规的场合。而在实际上，她更是早就行使了百分之百的皇帝职权，大婚之后的赵祯只是个摆设。

　　下面再看她到底为宋朝做出了些什么贡献，值不值得她这样的牛气冲天。截止到天圣六年为止，把宋朝所有君臣的功劳都归于她一身，也不过以下几点：

　　第一，澄清吏治。

　　这件事名头超大，封建王朝甚至现代社会这都是首要问题。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越昌盛的朝代里，这个问题就越急迫尖锐。因为以儒家为本位思想的国度里，法律永远存在，但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它不像法家，会严格得近乎固执一样的执法。法之外，还有天、理、人、情。

　　弹性太大了，于是法治就变成了人治。于是选什么人去执法，才是头等大事。

　　在这里要注意宋史对事物程度的名词掌握，比如说，它称刘娥是“澄清吏治”，而不是“刷新吏治”。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。只留下了六条警告臣子不许贪污，否则严惩的诏书，以及一句训人的话。

　　那是她刚上台时，京西路转运使刘绰为了讨好她，说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运送京师。可没曾想刘娥发火了，对他一阵冷笑：“你认识王曾、张知白、吕夷简和鲁宗道吗？他们哪个是因为搜刮粮食多而升官的？”

　　但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只能说明刘娥不是个深宫里享乐型的太后，她知道天地间多劳则多得，一切自有定数。平白无故多出来那么多的粮食，一定是有老百姓被剥削了。能体查下情而已，但对宋朝整个官吏制度，如何防贪，又怎样养廉，没有半点用处。至于下面所说的，在她的这种倡导之下，宋朝涌现出了范仲淹、王随、张伦、薛奎等一大批廉吏的说法，更是荒谬可笑。

　　以范仲淹的身世、个性和修为，他在任何朝代里都是廉吏，与刘娥有什么关系？其他人如薛奎，早在真宗朝就有“薛出油”的外号，跟鲁鱼头一个德性，更是君子慎独，修身齐家的人物，与外界的所有潮流都保持距离，维持自己的人格的独立，这是他们最起码的本能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刘娥的所谓“澄清吏治”，根本就没把脏东西洗干净；

　　第二，重视水利。

　　这是千真万确的功劳，不管刘娥有没有亲自下河堤挖过一锹泥，在她治理下的宋朝终于在天圣五年，把从宋真宗天禧三年，公元１０１９年起，在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西北天台山旁决口的黄河给堵住了。并且还有范仲淹在黄海一带所修的五百里捍海长堤，稍后还有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大型水利工程。

　　但这时不再是史前时代了，这９年的洪水也没到淹没全国，民不聊生的地步。所以刘娥就算变成了大禹，也没有当国王的功劳；

　　第三，完善科举。

　　赵恒晚年停止的科举重新开始了，而且还增添了武举人这一项，算是对宋朝太祖陛下的老同行们网开了一面。很仁慈？的确相当好，并且还兴办了州学，赵祯的老师孙奭在兖州建立州学时，她下令赐给学田，从此成为学院的私有财产。

　　但是这些顶多都只能算是“仁政”，给人民的一点甜头而已，当年王莽篡汉时把太学（国立大学）扩大了几十倍，也没见天下人服他。

　　还有第四项，这一项才勉强算是有些创新，不过仍然太勉强。

　　第四，发行交子。

　　交子就是宋朝的钞票，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流通意义上的纸钞。它的前身有汉武帝时期的“白鹿皮币”和唐代中期的“飞钱”。

　　白鹿皮币纯粹是个拍脑袋应急想出来的东西，当时汉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，打得游牧民族不停地搬家，连带着自己的国库也都被洗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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