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妣,这是合乎礼节的;
其二,世间哪有儿子册封父亲高官大国的道理?
其三,礼制无称父亲为皇伯的先例。
于是中书建议,下两制下臣僚讨论。
这是一招昏招,结果意见反应上来,大多数官员站在司马光一边。
六月,曹太后从内中出手书,同样站在司马光一边,并切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。
于是赵曙只好暂时罢议,要求有司博求典故,务合礼经。
于是台谏上套了,翰林学士范镇,侍御史贾黯上书要求依从王珪首奏。
而且仗着有太后手书,言辞也开始升级,侍御史吕诲直斥中书一帮子为——“佞臣”!
司马光的奏章也升级了:“政府之议,巧饰辞说,误惑圣听。不顾先王之大典,蔑弃天下之公议!”
结果八月汴京大水,打断了这一进程。
然而到了十一月,救灾完毕,吕诲旧事重提,连上七道奏疏,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后,连续四次请辞。依然没有得到赵曙答复之后,吕诲将事件升级——弹劾韩琦!
他将八月大水归咎于韩琦导君以谄:“《五行志》曰:‘简宗庙,废祭祀,水不润下。’”
“永昭陵土未干,玉几遗音犹在。乃心已革,谓天可欺,致两宫之嫌猜,贾天下之怨怒。得谓之忠乎?”
然而新年一过,初七大朝会第一天,台谏的矛头,突然一齐转向了参知政事欧阳修。
吕诲,范纯仁,吕大防合奏:“豺狼当路,击逐宜先,奸邪在朝,弹劾敢后?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,妄引经据,以枉道悦人主,以近利负先帝。”
这就是柿子拣软的捏了,明明是韩琦首开濮议,台谏经过一个长假回来,突然改变策略攻击起欧阳修来了。
苏油分析,这事情台谏绝对是在高人的指点下进行的,根据谁受益谁阴谋的原则,大概率就是隐身幕后不再出头的司马光。
之所以攻击欧阳修,一来是韩琦拥立三朝,曾公亮资望深厚,台谏搬不动,皇帝也不敢支持他们动这两位。
相比之下,欧阳修资历浅得多,且有些政治洁癖,从之前不愿意担任枢密使,如今众人泼污水说他首倡濮议他没有甩锅给队友,而是将这名声扛起来应战,就能够看得出人品。
一旦弹劾比较凶猛,欧阳修多半会主动请辞,这不能不说是台谏“君子”们的算计。
接着十三日,十八日,台谏攻击越来越猛烈。
欧阳修老老实实应战,一条条反驳,还是老调重弹,其一自古无皇伯说;其二简宗庙致水灾,是厚诬天人之说;其三言汉宣,哀帝之法就不该用,是以果推因,不原本末。
韩琦也在想办法,不过他的办法,是同样不走正道——利用内官,说动太后!
正月二十三,太后态度翻转,不管是不是受到威逼,总之,太后同意了中书派的主张!
赵曙立刻诏书跟上,言辞谦让的同时,咬死是“面奉皇太后慈旨,已降手书如前。”并请求在皇考陵园立庙祭祀!
这等不走寻常路做法,当然激起台谏强烈反对,吕诲等人自动停职,杜门待罪,并将中书派不光彩的一面在奏章中一一点了出来。
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傅尧俞、侍御史赵鼎、赵瞻自使辽归,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,家居待罪。
赵曙连下旨意,要求台谏恢复运转,然而台谏连上九道奏章,除非国家处置欧阳修,韩琦,否则绝不奉诏。
司马光也奏请与尧俞同责,家居待罪。又奏乞早赐降黜,凡四奏,卒不从。
二十七日,已经获得胜利的赵曙要求停止濮议,并询问中枢台谏的奏状该如何处置。
所有人都不说话,只有欧阳修继续铁头:“遇到这种理难并立的情况,如果臣等有罪,那就该留下台谏;如果认为我们无罪,那就请圣旨。”
于是,赵曙决意将台谏派的吕诲,范纯仁,吕大防,傅尧俞,赵鼎,赵詹派出京城,结束此次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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