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,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,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,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,而是以租子的名义。
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“剥削”,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,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,而他们租种官地。
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,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、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,严格控制人口流动,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,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,不得迁移,只能遭受剥削。
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,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。
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,这些制度相比前朝,对客户大为有利,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。
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,政府鉴于实际情况,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,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。
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,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,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。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,是息息相关的。
天圣五年,宋仁宗就下诏规定:“自今后客户起移,更不取主人凭由,须每田收毕日,商量去往,各取稳便。
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,如是主人非理拦占,许经县论详。”
这些情况,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,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,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,很多东西,其实似是而非。
只能说,中国特色的“华夏封建”,其社会复杂性,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“欧洲封建”。
苏油自打穿越过来,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,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,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。
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,而且就算是成功,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——英雄成功屠龙以后,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只有结合实际,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思想体系、文化程度,世俗民风,从这个基础出发,考察成熟后,再去制定相应政策。
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“先进经验”,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
基础决定上层,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,守法度,那是不近人情,是不可能的。
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,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,但是要改变它,却绝不是简单照搬。
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,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,在你穿越过来后,是否依然存在。
如果没有,那就还是筑基阶段。
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,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,发挥创建的蔡京、章惇。
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,他们的底下,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,能将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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