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,他说这叫什么艺多不压身,我看啊,他这是比扁罐他们还贪玩。”
……
苏油,苏轼,苏辙,在石薇回来之后,便不再出尉氏了。
这段时间里,苏油和两人每日里打磨十大建言,苏轼和苏辙也对苏油的政治主张有了清晰的认识。
应该说,十件事里边任意一件事成功,对大宋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
而且很多事情,离不开苏油的亲力亲为,不管是王珪和蔡确,要想料理妥当,那是不可能的。
于国有益,不可替代,苏轼总算是明白苏油为什么职务一直没有下来,可他却好像一点不担心。
到了苏油这样的层次,就好像当年王安石进京,任职仅仅是一个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样。
职务对他们而言,基本就是个形式,根本无足轻重了。
有苏轼和苏辙在,苏油都懒得再动笔,每日里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拿出来和苏轼和苏辙讨论,然后叫二人代笔就行。
这就是枪手,而且这俩枪手的水平之高,古往今来,一共也就八个。
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,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,独立起草。
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。
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,在苏油看来,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发展格局之后,便已经凝聚成型。
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
孝、悌、廉、耻、勤。
忠、勇、敬、恕、谨。
俭、忍、善、宽、和。
这些固然是美德,但是仁近懦,善近伪,智近奸,信近迂。
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,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,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,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。
苏轼宏文滔滔,从三皇五帝开始,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,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,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。
而到了如今的大宋,熙宁之前,与熙宁之后,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,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,又发生了哪些作用。
其中最大的影响,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。
苏轼的文章里,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,以及对外战争,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。
毋庸置疑,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。
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——自大与自卑,保守与务虚,怯懦与盲动。
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,就是打也不行,和也不行;体现在国家政策上,就是积进也治不好,保守也治不好。
要纠正这种状态,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——自尊,但是不骄狂;自信,但是不虚枉;自强,源于务实;自立,源于自强。
民族,是由国人构成的,民族气质,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。
简单举一个例子,那就是祖宗“以文制武”的国策,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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